比如，如果同级法官公开批评别人的判决愚蠢、错误、不合理，别人会认为司法机关之间存在分歧，法律适用不够统一。
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当实施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互相监督和制约：（１）全国政协应充分发挥建言、立言以及以委员言论监督行政的职能，（２）全国人大应充分发挥立法、释法、以及弹劾行政部门违法行政的职能，（３）最高法院应具有根据国家宪法纠正行政部门——例如发改委制订之违宪政策——违法行政的职能。本人极端厌恶极左势力。
（4）呼吁在刑法中有关国家安全法条中设立违宪行政危害国家安全罪。第十二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否则，这不是推进改革，而有违现行国家体制。在目前，在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基本制度未予废除的前提下，由行政部门推行国企和土地的私有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只是本人强烈拥护民主与法制，而强烈要求维护国家最高和最后的法统——宪法。检查和司法部门应当有权根据全国人大的问责而追究行政方面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行为。《中国经营报》：现在有人持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法治进程缓慢是因为中国民众的法治观念薄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如何看待民众的法治素养？江平：往往民众的法治观念是与政府的法治观念相辅相成的，如果政府的法治理念薄弱，不依法办事，民众的法治观念也会相应的低下。
江平激烈地抨击了收容遣送制度。市场秩序需要国家政府动用权力，以严格的禁止性的行为，管理性的行为来解决。这就像我们早期的证券市场，那时老百姓买股票赔了找政府，现在大家意识到股市有风险，责任自负。在全国两会前，围绕中国法治进程与各相关领域存在的问题，江平在北京南四环的公寓中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
我认为，法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最低的是制度层面，第二层面是方法，第三个层面，是认识到法治是一种理念。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
他保持了学者应有的理智和冷静，一直坚守只向真理低头，既不谀上，也不媚下。对此，江平却颇为自谦，他自认为法学经典读得不够多，严格说来自己不能算专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些都是反法治理念的表现。诗以言志，身处逆境的江平常用诗词宣泄胸中的愤懑。
另一方面是民粹主义思想仍然泛滥，所谓民粹主义就是以一种单纯的人民的意志为标准，凡是我选的我就赞成，凡是我不选的，我就反对。民众的法治观念与政府有关我认为如果吴英案判死刑是量刑太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光有制度，缺乏理念是不行的
这两人究竟谁是真正的凶手？这一问题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河北省政法委牵头成立了由公安、检察院、法院等组成的调查组对这起案件进行详细调查。还有公权力的威信问题。
最高法院这样的认识，实际上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然而警方调查时却发现这起案件早已结案，强奸杀人的罪犯聂树斌10年前已被执行死刑。
第二，要用司法的手段来保护人权、保护无辜，那么就要有一个选择，出现疑罪的时候是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轻。只是其他的冤案，没有死人复活、真凶出来这样的铁证，根本不可能让错案如此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此，平反一个冤案，涉及的机关不下十个，涉及的有司法权的实权人士，不下几十个。像湖北佘祥林案，高级法院实际上把好了死刑关，才没有把这个杀妻犯判死刑。第一，对刑法的功能和刑事诉讼制度的作用要全面认识。进入专题：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冤案平反 司法冤案 。
也就是说，这样的案件一旦暴露，第一道公权力环节恰恰是罪魁祸首。最高法院也指令河北高院复查。
因此，刑事法官不好当。司法的人民性和公正性就无法保障。
第三，如果出现疑罪，或者疑罪比较多的情况下，事实有很多疑问的情况下，我们到底是从民意还是从事实？不管将来有关观念的改变或者更新发生到什么程度，审判机关必须要严守，无论是死刑案件还是其他案件，审判机关作为一个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严把事实关，确保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赵作海案、杜培武案等冤案的发现，莫不如此。
根本不可以有刑事证据这样的确定性，不可能有死人回家这样的没有歧义的铁证。为一个被告要损害这样一大片机关和有权人士的声誉，一般干脆不提起复查。到了检察院，他有审查和监督的责任，他没有把好关诉过去了，他也有责任，而且不是一个人责任，公诉人、批捕处长、起诉处长、检察长也有责任。正因为如此，法院对刑事案件都是高度重视的。
它的好多证据都是物证，像血液，像指纹，像尸体，像凶器，很难伪造，也很难任意解释。2005年，河北曝出一个惊天冤案。
这次两会修订了《刑诉法》，我们下一步要深入推进司法改革，改革我们的司法制度和互相独立制约，加强合议庭第一线的权力，减少行政化司法的现象。而这些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一旦盖了大印，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这个机关的事。
对这样一个错杀基本可证、社会一直关注、政法委和最高法院都指令调查的案件，过了7年还没有实质性启动复查平反。有时复查了，为了掩盖前面的错案，不惜再制造新的错案。
法院对理解不同的错误判决，不会认为是错案。最高法院万副院长为佘祥林案曾对记者说：错案是无法避免的，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因为后果影响面太大了。保护这样的人，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实际上，姑息刑讯逼供，重视口供定案，搞疑罪从轻甚至疑罪从有，在我国几十年的法院刑事审判中，长期存在。
但高级法院这样认识，为什么县法院和中级法院仍要判他15年？除了死者家属大闹法院、公安的压力外，有罪推定、刑讯逼供、口供定案都是主要原因。冤案为什么平反难？因为在口供定案的审判方式中，没有的事实变成了有口供，唯一的方式只有刑讯，屈打成招。
很多条款的修订，都同人权进一步保障相关。到了法院，主审人有责任、合议庭有责任、庭长有责任、审判委员有责任、院长有责任。
我们期望中国的司法改革从理念上和实践上都有更快的突破。早年发现的湖北京山的佘祥林杀妻案，佘坐了十几年牢，被杀的妻子居然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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